邓小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时间：2019-08-28 10:11:51 来源：早教700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的国家外交纲领性政策。60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努力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进一步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推广到国内外乃至全球问题的解决，实现了这一原则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关键词]邓小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继承；发展；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6-0016-04
六十年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努力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也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时代的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深度和广度上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创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一、 邓小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的国家外交纲领性政策。邓小平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这既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发挥巨大作用的高度概括，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它是共产党人长期探索实践的理论结晶。
列宁是和平共处思想的首倡者，他在领导苏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被资本主义世界颠覆、干涉的严峻形势，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在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表达了这一愿望：“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2]列宁将此积极付诸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4年被誉为“承认苏联年”，共有2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使苏俄迅速摆脱了外交上被孤立的局面。这一实践证明了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方针是正确可行且有效的。但列宁在世时期，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他的和平共处思想是有特定前提和特定范围的政策思想，而不是一个普遍的一般性政治原则。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和平共处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为了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阐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他曾多次提出过某些类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说法。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3]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概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已经包含了它的重要内容和精髓，成为新中国的重要外交指导方针。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决策者和直接领导者，以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决策为指导，在处理和解决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突出贡献，是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并在调解波匈事件中加以运用并获得成功。毛泽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范围从最初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扩展成为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对列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通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
在新时期，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所谓“继承”是指同样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给中国的发展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谈话时表示：“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4]邓小平也认为：他提出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为的是“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5]
第二，他们提出这一原则的认识根源都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性。世界各国特点不一样，要避免争端，必须互相尊重，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曾经引用中国古代圣人之一孟子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说明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并指出承认事物的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重要区别。[6]邓小平也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7]。他对世界局势的大背景作了客观的分析，即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都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而非洲和非洲统一组织强烈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由此他提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8]因此，世界各国的差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就要求各国之间互相尊重，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三，他们都强调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所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与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会谈时，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是国际间交往的普遍准则，他提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9]，并建议“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0]。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1]
